这必然要求在推进法治改革的过程中悉心把握经济改革的法治需求，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促进改革决策与法治决策相衔接。

轻微违法取证获取的证据属于瑕疵证据，虽经过补正或合理解释后仍然可以采纳，但在法官对瑕疵证据进行证据评价时，程序违法总会或多或少影响到证据证明力的判断。同时，各要素属性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结构属性的判断：相关性是证据能力的必要条件，相关的证据一般是可采的，不相关的证据不可采。

而在这种推导的过程中，既存在着认知性推论的空间，也存在着评价性推论的空间。两个证成层面的划分也清晰地表明，案件事实与证据并不是一回事。正因为如此，《刑事诉讼法》第50条1款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所以审判程序视野下的事实就是证据(证据事实)。相反，法律有自身的抗力，有自己的稳固性、严苛性和实证性，法律的客观性完全是被精神方面的产品所支撑的，无法通过诉诸于无可争议之事的方式来摆脱其判断性的角色。

合法性是证据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典型例子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为只有案件事实、最终是案件事实命题才是裁判结论得以作出的依据，尽管事实认定活动必须作出关于客观真相存在的本体论承诺，以事实为依据也提出了一种向客观真相不断靠近的规范性诉求。2019年1月施行的《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把党长期以来领导政法工作的成功经验制度化。

下面以司法责任制这个标识性概念为例，来展开说明标识性概念建构的理论意义。它们在实践中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标准或工作要求，可以作为学术概念加以建构。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中也会有很多新体制、新机制、新举措、新做法，它们也需要用新概念去描述和解释。十几年来，法理学和部门法学在这方面的进展缓慢。

伴随全面依法治国顶层设计在实践中的落实和推进，很多顶层设计中的词汇在实践中已经得到非常广泛的运用。以这些概念、范畴和话语为基础的法治理论，对中国法治实践往往持批判态度。

一旦放到中国社会的经验场景中，就会发生冲突。2020年11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第一次以党中央工作会议的形式研究部署全面依法治国。当然，概念本身可以是对西方或中国古代概念的借用、套用、变用等。司法责任制背后涉及一系列的实践环节，包括司法人员职权配置、审判权运行机制、审判责任、法官履职保障等，每个环节同样涉及丰富的概念和内涵。

同时要用学术语言去表达，用学术方式去展开分析，把标识性概念的建构置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之中。它们都是次一级具有领域统领性的标识性概念，它们又各自统领更多的下一级标识性概念。这个概念体系指称的是特定领域的法治实践，建构的是特定领域的法治理论体系。从学术学科的角度，其中的许多核心概念和范畴需要进一步提炼和解析，这就是当代中国法治课程和教材的任务。

政治学界很多年前就有多种版本的当代中国政治教材或普及读物，甚至有这样的本科课程。四是法治社会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全民法治观念明显增强。

当代中国法治概念体系的建构，应当意识到其中的隔膜，并有努力消除隔膜的明确意识，从理论上、学术上回应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新时代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取得历史性成就，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政法领域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法治中国建设开创新局面。

上述每一个标识性概念的背后，都是一个系统，值得深入挖掘。为此，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也发生转变，从审理讨论个案转变到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审判工作重大事项的宏观指导职能，主要研究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尤其是，要让没有法治实践经验的学生理解法治工作，通过政治话语的宣讲很难达到目标，这需要借助科学专业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在法治中国的统领性概念之下，存在一些构成领域：中国法治道路，执政党与法治，法治体系，科学立法，法治政府，公正司法，法治社会，法学教育等。裁判者与审理者相同，都是人民法院内部的审判组织。在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基础上，当代中国法治的标识性概念有很多，构成了一个基于本土实践的概念体系，这是一个概念群，而不是一个孤单的概念或者概念孤岛。

法治是社会生活的上层建筑，发展变化必然是常态，法治的概念体系必然不断发展变化。社会生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总体而言，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当代中国法治的概念体系的学术化建构还比较滞后，相比于其他学科似乎更为薄弱。比如，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也是一个标识性概念，其背后有非常丰富的制度意涵，包含多层次多维度的体制机制要素。

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最早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了总体部署。因此，从具体法治领域的经验现象中提炼、检验标识性概念，并用学术语言进行建构性表述，解释背后的是什么和为什么，就是对当代中国法治理论体系的建设。

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实施中的实践图景，未来的工作部署展望等，其中都蕴含有关当代中国法治的丰富概念和范畴。而且，大多数部门法学主要以法教义学思维展开，缺乏对多学科知识与方法的综合运用，难以深刻全面把握当代中国法治的顶层设计和微观实践。与此同时，加强法官履职保障，配套健全法官依法履职保护机制，建立防止领导干部插手干预案件机制，加强法官人身安全保护，提高法官的经济待遇和职业尊荣感等。2020年后，《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先后实施，一规划两纲要确立了十四五期间法治中国建设的总蓝图、路线图、施工图，法治中国建设的四梁八柱得以构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总体格局基本形成。

因此，需要在实践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学术回应和理论建构。【作者简介】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Chen Baifeng, Law School,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进入 陈柏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 。

法官应当对其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承担责任，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这门课并不是从核心概念出发去讲学术和学科体系的，课程主要内容是讲述如何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法治建设要怎么做，达到什么目标。

按照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但在人民法院内部由具体的审判组织来行使职权。第二十届开放时代论坛的主题是标识性概念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而我这几年都在思考当代中国法治理论体系的建构，标识性概念为我的思考主题增加了十分必要的视角，所以我以当代中国法治为例来展开主题发言，讨论当代中国法治的标识性概念和理论体系。

不同层次和领域的概念和范畴叠加组合，实际上就构成了当代中国法治的理论体系。从司法责任制可以看出，一个标识性概念的背后有着非常丰富的意涵，构成内容丰富的系统，其中又可以生出更多的次级概念，由此构成了一个领域的概念体系。这些实践和制度十分丰富，值得从学术上进行深度解析，并反映到学科体系中。而要将西方概念、范畴和理论与中国的社会场景和经验现实相融合，在中国法治实践基础上进行学术概念重建，必然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这些新概念和范畴，不少是需要且可以学术化、学科化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理论背后都有其特定的经验性基础和意象，这种经验和意象是基于西方社会经验和社会结构而形成的。

改革以往存在的案件层层审批、请示的审判权运行行政化的做法，防止院庭长以行政化方式对独任法官、合议庭独立办案进行干预，通过权力明晰化、组织化、公开化的方式规范院庭长的审判管理权和监督权。部门法学的概念建构，都是围绕既有的学科思维展开，很难反映中国法治实践的发展。

同时，我也感觉到，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这门课处于政治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与既有的成熟专业课程体系有所不同。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蕴含很多新观点、新论断、新战略、新要求，它们都会运用到新概念。